尤其是在行政复议程序方面，新行政复议法积极回应实践需求，从15个方面做了全面完善，如确立调解优先原则、扩大行政复议范围和前置范围、明确受理条件、完善管辖体制、建立特定领域的行政机关先行自纠机制、强化听证和听取意见审理、重新定位行政复议委员会职能并完善相关机制、建立证据规则、增加简易程序、细化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处理程序、重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且突出变更决定的运用、优化行政复议内部监督程序、调整行政复议执行措施、加强行政复议与纪检监察的衔接配合、健全行政复议责任追究机制等。

彭真在与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谈话时强调，序言要有，写历史，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主张问题，而是历史事实[77]。普选为制宪奠定了人民主权的基石，通过逐级选举的方式，建立最高政权机关，制定和通过宪法，意味着政权正当性的强化，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政治协商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载体的协商正当性，走向以人民代表大会和宪法为基础的选举正当性[53]。

[95] 参见前注，《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524页。中国没有侵犯别国主权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侵犯中国的主权[38]。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有关报告，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9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载前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55页。[104] 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

基于国家意象的展开、主权命题的确立和对主权民族的确认，现行宪法充实了国家主权原则的内涵。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前一类行为之所以可能触及人格尊严和影响人格自由发展，并不是因为其方式可能存在问题，而是因为这类行为所涉信息内容与人格尊严、自由发展的关联度较高。

(6)未按法律规定提供删除或更正个人信息功能或未公布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本文认为，隐私政策不仅属于合同，而且是网络服务者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94对于格式条款双方利益是否均衡的判断，包括了对于给付与对待给付是否等值的判断和对于双方风险分配是否合理的判断两个子判断。例如，《腾讯隐私保护指引》第1.9条规定：为了让你的推荐得到更多展示，在你使用看一看的推荐功能时(如点击‘在看),我们可能向腾讯集团的其他app提供你的推荐记录……该条款表明，微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将用户个人信息分享给腾讯集团的其他应用程序，用户无论同意与否，都不足以控制此种分享行为。

35个人信息处理中的知情同意规则也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之上。5然而，知情同意规则在适用于隐私政策时面临着诸多困境。

《民法典》中的格式条款规则包括订入规则、效力规则和解释规则，下文将分别从这三项规则出发，讨论隐私政策的格式条款规制方案，以破解隐私政策的知情同意困境。运用格式条款规则规制隐私政策的核心优势是：综合运用订入规则、效力规则和解释规则三种规则，区分对待隐私政策的不同条款，从而精准地划定同意的有效边界。隐私政策若仅为企业自律准则，就不需要用户的同意。因此，行为区分说主张的是否触及人格尊严和影响人格自由发展的标准与其说是区分同意强度的标准，毋宁说是关于是否适用知情同意规则的标准。

在实践中，隐私政策通常对敏感信息予以特别提示。对信息区分说缺陷的批评同样适用于行为区分说。62第三，隐私政策是网络服务者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且未与用户协商的条款，符合格式条款的不可协商性、重复使用性和附从性三个特征。二是在隐私政策中过度使用显著标识。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进入专题： 隐私政策 知情同意困境 。这意味着某些信息本身不是敏感信息，而多个非敏感信息聚合之后却可能形成敏感信息。

隐私政策涉及《认定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的相关条款应落入灰名单的范围内，相关条款相对无效。二是用户面对频繁出现的同意请求不胜其烦，难以作出始终如一的理性决策。

81(3)系统默认勾选我已经阅读并同意隐私政策。后者则一般属于重大利害关系条款。47二是隐私自我管理理论，该理论源于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在1973年发布的名为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的报告。64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甚至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非理性的。信息主体要想获得网络服务，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77通过参考《个保法》的相关规定，梳理网络服务者制定的隐私政策，笔者主张从四个维度界定重大利害关系条款。

无论是告知行为，还是同意行为，均属于知情同意规则的调整对象。23在实践中，隐私政策一般涉及收集、共享、转让、公开和保存等行为。

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若不触及人格尊严也不影响人格自由发展，则无需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用户的承诺使得双方之间的合同成立。

19总之，敏感信息的不确定性与区分同意的方案的缺陷都表明，信息区分说不足以纾解隐私政策的知情同意困境。如果从一般人角度看格式条款存在歧义，则法官在解释时应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行为区分说指出了信息区分说的缺陷，试图通过区分行为类别，为同意规则的区分适用提供确定的标准。网络服务者的说明义务的发生以用户要求为前提，网络服务者可以通过隐私政策中设置的专门邮箱或电话回复用户的相关疑问，以履行说明义务。50问题在于，许多应用程序已经成为人们工作或生活的必备工具，不使用它们将影响个人正常的工作或生活。四、运用格式条款规则解决隐私政策知情同意困境的理论基础作为知情同意规则的理论基础的理性人假设与个人信息自我控制理论在理论上所共享的价值是私法自治。

(5)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根据《个保法》第4条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包括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行为。

第三，信息主体的乐观主义态度与理性人假设不符。另一类是基于个人信息生成、衍生信息的行为，包括对信息的加工、分析和应用等行为。

法院认为，这是无限加重用户个人信息使用风险的条款，89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61隐私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用户授权网络服务者处理其个人信息。

有学者敏锐地指出，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是指背离了法律规定的条款。33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近代民法根据理性人假设将民事主体描绘为抽象理性人。2.关于网络服务者的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网络服务者履行提示义务的主要方式是将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文本加粗、加下划线，从而将其突出显示。上述行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改变信息内容的行为，包括对信息的收集、控制、共享、传输、公开和存储等行为。

如果说《个保法》所规定的知情同意规则贯彻了私法自治的原则，那么，矫正这种私法自治的任务可能将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格式条款规则上。知情同意规则体现了信息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主导地位，尊重和保障了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权。

然而，在当前的隐私政策模式下，信息主体无权自主选择个人信息处理的范围和方式，只能选择是否全盘同意网络服务者的个人信息处理方案。1隐私政策不仅是网络服务者履行关于信息处理的告知义务的规范载体，还是信息主体同意信息处理行为时的对象。

6国内学者也普遍认为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存在困境，只不过他们对导致困境的原因(以下简称致困原因)的理解不同：有学者将致困原因总结为结构性问题、认知问题和内在悖论三个方面。例如，根据《百度地图隐私政策》第3条第4款的规定，百度可能将用户个人信息共享给软件服务提供商、智能设备提供商、系统服务提供商、小程序服务提供方、生活服务平台以及服务提供商等第三方。